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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原因也很简单，在“三位一体”的合作伙伴关系中，张学良的实际力量最强大，其次是红军和西北军，但红军背后有共产国际有苏联，可撬动的力量最大。当时，为了让陕北红军摆脱被包围孤立的处境，教员等人费尽心思说动了张学良联共抗日，并建议张学良可以在陕北成立抗日救国政府，并允诺可以让张学良当主席。

　　张学良一直认为，中国要想取得抗日胜利，一定需要苏联的帮助，张学良想抗日，而当时中国境内起码从明面上看，只有陕北红军跟苏联的关系最好，未来走上抗日之路，苏联自然对红军的帮扶最大。为此，张学良还曾申请加入共党，但这一请求被共产国际否决了。

　　教员凭借红军与共产国际的联系，巧妙推动了陕北局势的发展，故此，在陕北三位一体的合作中，看似最弱的红军，却掌握了实际的领导地位。这也是我们大家可以直接影响西安事变的底气所在。

　　西安事变发生之后，张学良最想知道苏联对此的看法和指导，这十分重要。以至事变发生当天，张就以“蒋介石反革命面目已毕现”的结论性语言通报，并急问询：“国际对西安一二·一二革命有何批评，乞告。”“尤愿知国际意见”。从言语措辞中，我们不难感受到张学良的焦急。

　　而我们在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，也立即报给了共产国际，并连发了几封电报，陈述我们的意见。

　　笔者查阅了很多资料后，得出了一个结论，在西安事变初期，我党的态度是想借此积极拿到抗日统一战线的领导权，并彻底改变红军的政治处境，一举扭转红军的被动地位，并为此付出了很多努力。

　　但很快，我们就改变了“审蒋罪行”这一意见，变为“保蒋安全”，并愿意有限度接受改编，统一听从南京政府的指挥。

　　从抗日反蒋，到联蒋抗日，再到促蒋抗日，这之间的转变很快，促使这种转变的原因有两方面，一是当时的红军实力太弱了，真是太弱了，弱到没有很好的方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撬动局势，完成宏大且理想的构想；二是跟我们有上下级关系的共产国际不支持我党的一些政策和决定，导致我们只可以顺应现实，制定符合时局的计划。

　　抓到老蒋之后，教员是很兴奋的，认为这是红军拿到抗日统一战线领导最好的机会，大革命的失败，让我们明白决不能再次拱手让出领导权，必须得掌控自己的命运。

　　从斯大林的方面出发，苏联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社会主义国家，在意识形态斗争领域处于四处都是敌人的环境中，压力极大，在极大压力之下，斯大林却带着苏联走上了一条极端的民族利己主义的道路。西安事变发生后，斯大林坚信，老蒋被绑，一定是日本人的阴谋。

　　结果西安事变爆发后，苏联的第一反应就是这是日本搞的鬼，张学良是日本当局故意安排的搅局者，目的是为了破坏抗日统一战线，好让日本更为顺利的进攻远东。

　　苏联在西安事变发生后，违背共产国际当初制定的支持张学良的计划，不但不支持张杨的义举，反而把张学良归于“汉奸”一类，并斥责张学良搞“投机”，攻击张“在外国主子的授意下，竭力在中国创造新的有利于中国的敌人实现其侵略计划的混乱局面”。

　　苏联《真理报》发表社论，指责张扬的举动“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之统一，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……实际上则助日本使中国分裂。”斯大林也公开表示“帝国主义未必同意取代蒋介石。”

　　原本对苏联态度抱有很大期待的张学良，得知苏联《真理报》的报道后，心情极为复杂且沉重，他立即向我们询问缘由，但我们不可能直接跟张学良说，苏联当局不仅不赞同西安事变，而且对张学良的意见极大。

　　教员只得在（12月17日）给张的回电中安慰说：“唯远方政府目前为应付外交，或尚不能公开赞助我们。”

　　事实上，斯大林为了确认和保证他制定的远东政策能顺利执行，保护他钦定的抗日统一战线领导人的人身安全，直接向陕北发出了带有威胁性质的电报。

　　后来，宋庆龄曾告诉斯诺，这期间她“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教员，内容是要求必须（对张学良）施加压力放蒋”。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。（张学良和陕北的处境都很艰难和被动，但客观的说，张学良的选择空间更小）

　　再加上，西安事变发生后，南京当局远比我们想的要强硬的多，何应钦直接带着大军逼向西安，各国政府驻华代表也都支持南京政府，国内外的舆论都在指责张学良，苏联更是直接下场，要保蒋。

　　国内外一边倒的舆论，给张学良浇了一盆凉水，而苏联强硬的态度，也给陕北浇了一盆凉水。

　　我们来梳理一下时间线，以及不同时间，陕北对外的宣传用语，便可看出时局变化，给陕北造成了多大压力。

　　12月13日，在机关报《红色中华》刊登的文章中，明确要求将“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”。

　　14日，在给共产国际的电报中依然讲要“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付人民审判”。15日，以红军主要领导人教员、朱老总等15人名义致的电报中还是讲要“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，罢免蒋氏，交付国人裁判”。一直到12月16日，在《红色中华》第316期刊登文章中，仍然要求“把蒋介石交给人民公审”、“交给人民裁判”。但这一天，在遥远的莫斯科，共产国际书记季米特洛夫与斯大林就西安事变的处理意见，达成一致。此后，各自通过不同渠道，立即开始给陕北施压。到了12月17日，周恩来与即将来陕的宋子文谈判的条件中，不再提审蒋，转而明白准确地提出：成立抗日联军。12月18日，陕北致电南京，呼吁：召（开）抗日救国代表大会，对日抗战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。能够准确的看出，12月17日、18日，在各方压力之下，我们不再执着于要审蒋，转而将全部精力放在了争取在抗日统一战线日，陕北收到了共产国际于16日就发过来的电报，电报中说：“既然发动已成为事实，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，应在以下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。（甲）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，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；（乙）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；（丙）停止消灭红军的政策，并与红军联合抗日；（丁）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，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。

　　到了12月21日，陕北才给共产国际回电：“来电于12月20日才收到，同意你们的意见，我们也已经基本上采取了这种方针。”这一天，前线爆发了极为激烈的军事冲突，国军在何应钦的指示下，进攻华县，并将驻守的东北军都杀了。

　　12月23日周恩来、张学良在同宋子文的谈判中，周表示：“停止剿共，联合红军抗日”此外还明确讲“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”。

　　直到23日，在谈判中我们强调“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”，但到了12月24日，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以及军事压力之下，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做出重大让步，当天晚上或者是25日，周恩来与老蒋见了一面，具体谈论了什么已不可知。（会面具体时间有争议，无定论）

　　但周恩来、申伯纯、老蒋、宋子文四人，在其记录中都写到见面中两人谈到了关于红军服从蒋指挥的问题。说明，我们不再坚持“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”，只争取了最基础的生存空间和合法地位。

　　至此，西安事变算是落下了帷幕，而陕北也得到了老蒋“停止剿共”的承诺。很显然，这一成果与我们的预期相差甚远。

　　至于张学良的遭遇就更加一言难尽了，对他来说，发动西安事变需要极大的决心，而送蒋回南京则需要更大的决心。

　　事后，不断有人揶揄，在西安事变这一国际性的政治事件中，谋划者和参与者竞相成了被利用的棋子，但这丝毫不会影响，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走向和中国当代政治格局这一事实。

　　多年后，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说：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，我们评张学良将军为“民族英雄、千古功臣”。

　　不深刻，不详实。看过一篇文章，年头久了，记不起详细的细节内容，但比较详细的介绍中央与联共电报往来（内容与时间），这些决定了西安事变的走向。不过此文也是难得的好文章。